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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藏书之七:清代藏书
2019-07-03     (点击: )

1644年满族八旗子弟入关,顺治登基,清王朝建立。清朝立国之初在文化政策上摇摆不定,对华夏文明的态度时有反复。一方面为了凸显满族的统治地位,在控制区域推行剃发易服的极端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不得不重用汉人,特别是汉人中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来巩固统治。但是,文化上的汉化、社会生活上的民族融合,都是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基本趋势。这种社会文化环境对藏书事业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清朝统治者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借鉴那些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和手段,另一方面又要打击一切反清复明的思想和行动。清朝对历代保存下来的图书内容进行了全面清洗,迫使知识分子把学术研究的方向转向了与现实和政治相去甚远的古文献整理和诠释上,直接影响了清代各类型藏书的形成和发展,也对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分类体系和目录学成果在全国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社会变迁与藏书

清代发展由兴而盛而衰,承自前朝与来自外侮的双重影响,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发展阶段,清代藏书也因此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清代藏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清初开展了持久的大规模征书活动,在此基础上,为实现对汉族文化的全面清理,消除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复明情绪,并宣扬满族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开展了大型史书、类书和丛书的编修,并最终通过四库七阁的设立,把传统的藏书发展到了极致。清初对图书的出版与流通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对书籍的查禁并不严格。到乾隆时期,清王朝的统治完全稳定下来,才开始严格查禁。清初大型史书、类书的编纂都要以大量的书籍为基础,因此征书活动不断,朝廷征书促进了公私藏书的积极性。除了征书,朝廷还向各级官府、书院、学堂、寺庙、道观颁发一定数量的图书。朝廷对待图书事业的上述措施对清代藏书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促进清代藏书事业达到了新高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清代的文化政策是其统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高压钳制人们的思想为主要特征,具体包括民族高压政策的确定、科举取士制度的恢复、崇儒重道基本国策的实施、博学鸿儒特科的举行、图书的访求与编纂、由尊孔到尊朱。其核心是民族高压和提倡理学。清廷通过文字狱和大规模编纂图书等政策来实现对汉人思想领域的控制,而通过科举取士制度和博学鸿儒特科来实现崇儒重道和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选拔,以及规范封建统治秩序。清代的文化政策对藏书起到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大大促进了图书的生产和收藏,另一方面又对书籍的内容进行了一次筛选和过滤,对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来说是一次清剿和灾难。

二、清代藏书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清代藏书史也体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藏书的恢复、全盛和衰落阶段。1644-1736年是清朝藏书的恢复阶段。据统计,仅康熙朝官修、御纂的图书就有60余种。1736-1840年是清朝藏书的全盛阶段,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标志。1840-1911年是清朝传统藏书的衰落及近代图书馆的形成阶段。由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传统藏书在这一阶段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清代藏书是中国传统藏书的最后一个高峰,除了具备传统藏书的一般特征外,清代藏书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藏用结合的藏书思想,重视对藏书的整理,藏书家分布呈地域特征,私人藏书活动繁荣,对藏书理论的总结和构建。

三、官府藏书

清代的官府藏书在继承明代官府藏书的基础上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南北的、健全的藏书体系,而且形成了一系列经验性的、实用的藏书管理制度,并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再次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清代的中央机构藏书主要包括宫廷藏书和中央官署藏书。其中,宫廷藏书地点众多,几乎是无处不藏书,其来源有三:前代遗存、清朝历代皇帝搜集、清内廷奉敕编刊。清代中央官署具有藏书机构性质的,主要有国子监和翰林院。国子监藏书有两个目录,其一为道光四年纂修的《国子监则例》,其二为道光七年抄本《成均书目二种》。翰林院典籍库贮有《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

乾隆为了“彰千古同文之盛”,下诏搜访遗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纂修《四库全书》,次年二月成立“四库全书馆”,当时著名学者如纪昀、戴震、姚鼐、王念孙等人均在馆中任职。为了筹划这套丛书将来的存放问题,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下令造藏书阁,称为“七阁”,即为:建在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盛京的文溯阁、扬州大观念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

正如国子监是中央官署藏书的主要机构一样,地方官学藏书也是地方官府藏书的主要形式。清代地方官学藏书内容以儒学为主,在版本上乏善可陈;藏书主要来源于明代官学藏书遗存、颁赐书籍、官学购置、捐赠和官学自刻。官学藏书主要服务于科举制度,藏书的收集亦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体现出实用性的特点,且具有较好的连续性。

四、私人藏书

清代前期的私人藏书特指清初至雍正年间的私人藏书活动。这一时段提倡朴学学风,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这一时段出现了一批成就显著的藏书家,如徐乾学、钱曾、纳兰性德、吴焯等。清代中期特指乾嘉时期,清代朴学到此时达到全盛,典籍文献的考据成就硕果累累,遍及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诸多方面。这一时期著名藏书家有孙星衍、鲍廷博、吴骞、翁方纲、周永年等。清朝后期指道光至清末这一阶段。此期私人藏书得以持续发展,直至向近代图书馆事业转化。藏书家以郁松年、丁日昌为代表。江苏、浙江是清代藏书家比较集中的地区。除了少数国疆省份,全国各地都涌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私人藏书。

五、寺观藏书

满州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是萨满教,在与汉人接触的过程中,受到汉族宗教文化影响,佛教的思想和诸佛菩萨像乃至宗教仪式统统被萨满教所吸收。清朝各代皇帝都笃信佛教,故佛教刊刻在清代极盛,官府主持的刻经、刻藏、译经、赐经事业,一直没有停止。清代刻有《乾隆版大藏经》一部,俗称《龙藏》,较有特色的是满文大藏经,又叫《国语译汉全藏经》。伴随着佛经数量的增加,佛经目录的编制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清初的《阅藏知津》、康熙年间的《如来大藏经总目录》等。

清朝建立后,由于清朝贵族素无道教信仰,对道教的一些宗教活加以限制,使得道教日趋衰落,所以清代道观藏书仍以明代所刻《道藏》为主。

六、书院藏书

清代是中国书院发展盛极而衰的时代。顺治年间对书院活动控制严格,康熙年间,随着社会稳定,逐步放松了对书院的控制,开始对书院赐书赐额。清中期,书院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上行下效,民间书院也发展起来,有清一代各类书院的数量达到了4365所,居历代之首。鸦片战争以后,旧有的书院制度慢慢解体,书院藏书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接收。

清代书院藏书有如下特点:清代书院藏书的特点如下:①分布广,所分布的地区超过以往所有朝代,即使是边远省份如云南、甘肃、新疆和台湾等地也都有了书院,而每个书院都有藏书楼;②藏书管理严格,自成体系,对后来的图书馆藏书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③藏书继承前代的传统,主要供院内生徒使用,比国家书库和私人藏书楼的服务对象都要广泛得多,体现了书院藏书的教育性和社会性;④由于清代注重考据学,刊印经籍风气很盛,许多书院或由著名学者亲自主持刊印,或设立自己的书局专门刊印,规模较大,质量精良,是我国刻本书的精品,为后人整理古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⑤书院藏书的兴衰与清政府的统治思想和当时的学术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清代的统治者们在竭力保存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不得不利用正统的儒家思想来巩固其统治。清初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尊奉儒学,大力搜集图籍,以充实内府所藏。至乾隆时期,文网渐密,虽有纂修大典、广开献书之门的举动,但由于实行了相对严苛的思想控制政策,使得学术风尚转为保守,促进了乾嘉学派的形成。一方面,大批学者将精力用于考据、校勘,必然会激发社会对于书籍的需求;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前代典籍都经过了清代学者的精心校勘,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质量,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前代图籍。此外,科举考试制度对读书风气的促进,图书刻印业在本时期的兴旺发达,都是清代藏书事业发展的现实土壤。在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清代的官府、书院、宗教、私人四大藏书体系,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我国古代藏书史的巅峰。

参考文献

韩永进主编.中国图书馆史:古代藏书卷[M].王余光本卷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4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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