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至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共历16个皇帝，统治277年。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亦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明朝中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城市化发展迅速；教育普及率提高，读书人数量增加；科举制度完善，社会读书热情高涨；学术文化发达，书籍出版业兴盛，流通渠道畅通。就整个社会发展面貌看，明代是一个总结、积累和承前启后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代的藏书活动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这一时期里，官府、寺院、私人以及书院藏书都有很大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藏书整理经验和理论。

一、明代藏书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影响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巩固其统治，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革旧鼎新的措施，建立起高度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实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明朝采取各种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明朝文化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相继占据着宗主地位，启蒙思潮萌芽，并对古典文化进行了总结和整理，西学传入，中西文化初步汇合。

书籍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播的工具，必然是专制文化政策首先要控制的对象。明代前期，受统治者独尊程朱、禁毁书籍等思想钳制政策的影响，藏书事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二、图书出版与流通环境的变迁

明代是一个出版印刷业非常发达与繁荣的时期，它对明代读物的传播和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代的出版机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刻，以及坊刻和家刻形式的私刻。明代的印刷技术，除了板刻工艺有所发展外，亦有新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活字印刷术的进步和彩印的盛行。

出版和印刷的发展也给文本复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读物的生产效率和流通规模。在明朝，开创性地出现了白话与简本、绣像与插图、注释与评点等多种文本呈现方式。

明代的图书发行渠道主要有两条：作为商品的销售渠道，非商品销售渠道如颁发、赠送。明代的图书销售渠道有书店、集市、书摊、贩运、书船、货担郎等。

三、明代藏书的发展阶段和特点

明代藏书活动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洪武到天顺（1368-1464）的恢复和产生期，成化到隆庆（1465-1572）的繁荣和兴盛期，万历至崇祯（1573-1644）的发展和衰落期。

明代藏书丰富，藏书家众多，如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人编成《文渊阁书目》收书达7000余种，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有明一代有藏书家897人。明代藏书活动地域特征明显，特别是江浙和徽州地区，由于经济繁荣，文化教育发达，重教尚读风气浓厚，藏书与出版蔚然成风。明代的藏书家重视藏书整理和书目编撰，也重视对藏书的利用。明代的藏书还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得益于对前代藏书的继承的后人的不断增益积累，明代藏书宏赡，珍本、善本典籍丰富。

四、官府藏书

明代的官府藏书分宫廷藏书、中央和地方官府藏书。

宫廷藏书的来源主要有搜集、刊印。明朝所搜集的书籍先后由文渊阁、东阁、大本堂、文华殿、华盖殿、广寒殿、清暑殿、琼华岛、通集库、秘书监以及国子监等机构保存。这些保存藏书的处所不仅是藏书、读书之所，亦是皇帝与大臣们谈经论史、商榷古今、谋划政事之处，对明代的学术文化发展和政权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官府藏书主要来源于朝廷颁赐、各部院自己刻印、各级官府自己购置。在中央各部、院、司中，行人司的藏书最为丰富，管理也最有特色。除行人司外，中央其他官署藏书、刻书较多者有都察院、礼部、兵部等。地方官府藏书虽然缺乏史料记载，但从官府刻书的情况看，它们也都有数量不等的藏书，如苏州府刻有《史记》等173种，常州府刻有《初学记》等45种。

五、私人藏书

明代的私人藏书以其藏书活动的普遍性、藏书丰富、藏书家众多、分布地域广泛而在中国藏书史上独领风骚。

明代藏书家人数众多，据明人《韵石斋笔谈》记载，明代最著名的藏书家有50多人，如宋濂、刘基、杨士奇、李东阳、吴宽、王守仁、杨慎、李梦阳、文徵明、王世贞、胡应麟等。可以看出，大藏书家无一例外都是著名学者或作家。

从地域分布来看，明代藏书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发达的东南地区，其中藏书家最多的市县是苏州、杭州、常熟、湖州、绍兴、宁波、福州、南京。藏书发达的地区，也是文化教育和读书风气盛行的地区。

明代的藏书家勤于抄录，“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列出明以来的抄书家23人。明代的藏书家还精于整理，如校勘，为藏书编制目录、题跋。

六、寺观藏书

明代佛教的兴盛促进了寺院藏书事业的繁荣。寺院藏书的兴衰首先决定于佛经刻印的规模和状况。据史料记载，明代曾先后6次刊刻佛藏。明代寺院藏书的内容也十分丰富，首先是以佛教经籍为主，其次还有经、史、子、集、百家著述。如传灯法师所撰《天台山方外志》卷七中，有《石室藏书》书目一份，共收录图书71种，其中儒部41种，仙部19种，志部11种。

道教在明代的复苏也使得道观藏书有所发展。道教经籍经过元朝统治者的几次焚毁，流传于世者寥寥。为复兴道教，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1406）命天师张宇初纂辑道藏，称《正统道藏》，收书1426种5305卷。

七、学校（儒学）和书院藏书

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就确立了“重教兴学”的治国方针。明朝大力发展官办教育，使用中央官学和地方府、州、县、卫、运以及社学等得到了空前普及。官办学校教育的普及与发达在培养人才、敦化风俗、促进读书风气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藏书主要指官学藏书，即中央的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学。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又是藏书、刻书的重要机构。国子监所藏书籍和书板，一是来源于前代遗留，二是朝廷颁赐。地方官学主要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和社学等。地方官学一般都有藏书，其中的府、州、县儒学是明代学校藏书的主体，其藏书数量从几十到几百种不等。主要来源于前代遗留、朝廷颁赐、学校自己刻印、私人捐赠、官资购买。

明代的书院继承了宋代的传统并有所发展。书院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加上它有几百年的办学传统，这决定了它的藏书在质量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地方儒学。明代书院数量庞大，藏书丰富。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到万历中朝藏书有194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藏有《四书大全》《书经大全》《易经大全》等朝廷颁赐书籍。另外还有陕西西安正学书院、河南襄城紫云书院、江苏常熟虞山书院等，都有不少藏书。

明代初年，在总结元朝灭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崇文重教，元代一度遭到破坏的文化、图书事业因此得到了恢复，并很快有了新的发展。明初讲学之风日盛，社会上形成了读书向学的风气。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以来，在学术思想界，宋代以来被历代朝廷奉为正统的程朱理学遭到了强烈的挑战，阳明心学、自由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激荡、名家辈出的历史时期。这些都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明代刻书业兴旺发达，不论是官刻、坊刻还是私人刻书，都规模庞大，数量惊人。特别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坊刻，发展到了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巅峰时期，不仅刻印书籍的数量惊人，而且品种多样，尤以对戏曲、小说等通俗作品的刻印为特色，这为明代的藏书事业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此基础上，明代的各种藏书类型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韩永进主编.中国图书馆史：古代藏书卷[M].王余光本卷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353-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