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栏目导航
 首页 
 本馆概况 
 党建工作 
 二级学院专区 
 基础教育资源专栏 
 图书捐赠 
 微信公众号 
当前位置: 新站首页>>信息教育>>图情知识>>正文
当前位置
古代藏书之二:魏晋南北朝藏书
2019-07-03     (点击: )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全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中。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图书文化事业遭受严重的破坏。但急剧变化的环境也促进了人们视野的扩大、思想的活跃。各种科学技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雕刻绘画、音乐舞蹈等得到空前发展,为藏书事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条件。

一、 社会变迁与藏书

魏晋时期虽然国家动荡,但统治者对文化典籍十分重视,上行下效,书籍收聚、阅读蔚然成风。如文风较盛的曹魏政权和成就“六代豪华”奇峰的萧梁政权的君王对图籍的雅好对社会风气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曹操对于典籍十分爱好,“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不仅影响了他的家族也影响了一个时代。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就开始注意图书的搜求。公元200年,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待执政后,他又着手对战火中散失的东汉官府藏书进行整理校勘,藏于三阁,初步建立起魏国的官藏体系。魏文帝曹丕登基后,一面继续广搜流散在社会上的图书,一面令人编撰新作,自身也勤于著述。曹魏皇族不断收集典籍,并设置官吏掌管图书秘籍,致使东汉末年一度衰败的官府藏书得到初步恢复。

萧梁是我国聚书史上一个空前的时期。从梁武帝至梁元帝,图书收藏达到惊人的十余万卷,为我国藏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梁武帝萧衍即位之初,诏修类书,自己还撰写了《通史》600卷、《玉海》30卷以及《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多种著作共200余卷。昭明太子萧统凭借皇家财力四处购书,“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除萧衍萧统父子外,萧梁皇室的其他面员也都养成了藏书、读书的习惯。

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有一些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君王也有嗜好图籍者,如后赵明帝石勒、前秦的第三代皇帝苻坚、后秦的皇帝姚兴、前燕皇帝慕容皝、北周明帝宇文毓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教育与门阀制度相适应,是士族制度的产物,从总体上来说,成效极低。与此相比,这一时期的私学在教学质量、教学范围和覆盖面上都大大超过了官学,在许多领域填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私学教育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和藏、读需求的增长。这一时期私学的教学内容包括了儒学、道学、佛学、这、音乐、天文、数学、医学等,是官学的重要补充,但仍以儒学为正宗。私学在招收学生方面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传统,招收范围极其广泛,既有贵族子弟也有寒门庶族。私学的覆盖面广,还表现在地域和规模上。三国时期,北方的黄海流域私学发达,西南的益州,南方的荆、扬地区都有私学的记载。在教学过程中,不免会产生对相关书籍的需求,这种学风的形成刺激和推动了书籍的收藏和阅读。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出一大批藏书家,他们一边聚书讲学,一边编撰书籍。

随着知识体系与知识门类的发展,新的图书类型纷纷出现。晋代杜预的《善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开创了总集的编撰。《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著。韵书的编制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古代出现最早的韵书是曹魏时期李登所编的《声类》和西晋吕静所编的《韵集》。《隋书﹒经籍志》著录该时期所著的史书超过700种,占到自周至隋八百多年间史书总数的90%左右。除了正史外,杂传体史书在这一时期也大量涌现。一种是杂传类,如刘向所撰《列女传》、裴松之的《裴氏家传》、吴陆凯的《吴先贤传》,其二是谱系类,如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命贾弼之编纂《姓氏薄状》712篇,集18州116郡氏姓。其三为地理方志类,如班固在《汉书》中首设《地理志》、晋挚虞撰《畿服经》170卷。其四为实录类,如南朝梁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3卷。其五为史注类,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

二、 书业的发展与藏书环境的变化

东汉以来,随着造纸技术的革新和原料的扩大,纸张的产量越来越大,书籍载体发生变化,藏书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三国时期书写材料是竹简、缣帛和纸三者并行。东晋时期开始废简用纸。到南北朝时,纸书风行全国,简帛已被纸质写本所代替。纸张在中原广泛使用后,也开始流通和扩散到周边的地区。纸本书在形式上仍延续了帛书的样式,人们也开始探索有效的防蛀方法。随着纸书制作工艺的完善,在图书收藏中,纸书也逐渐占据主体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对图书需求的扩大以及纸张的普及,无论官府还是私人藏书家,仅靠自身力量抄写积累典籍,已远远赶不上图书增长的速度。佣书业应时而生。大量的职业佣书手专事抄书之职。随着佣书业的发展,书业制度也日益完善。南北朝时期,专业的佣书人——经生的出现标志着佣书业的发达。东汉时期,书业中心从长安转到洛阳。两晋南北时期,在洛阳、西安、大同、南京等城市,书肆鳞次栉比,书业的发展及书业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书籍的流通和收藏范围。

三、 官府藏书

三国时期官府藏书得到了恢复,曹氏父子的求书藏书活动对当时官府藏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奠定了曹魏官藏的基础。

孙吴官府藏书丰富,并建东观庋藏,设东观令和左、右丞等官员司典文史。

三国归晋后,晋武帝司马炎把国家藏书建设视为教化子民的重要措施,十分注重图书收集工作。西晋王朝通过承袭曹魏官藏,收孙吴图籍和以各种方式从地方搜集图书,奠定了皇家藏书的基础。东晋官方藏书机构基本与西晋相同,但因藏书量骤减,藏书处仅秘阁一处。

东晋末期以武功封相国、宋公的刘裕夺取帝位立国号宋开始的一百七十余年间,在中国南方出现了宋(刘宋)、齐(萧齐)、梁(萧梁)、陈四个王朝的更替,史称南朝。元嘉三年,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任秘书监,率人经过六年的辛勤工作,编出《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共收书64582卷,另收佛经438卷。齐永明年间,在秘书监主持下,开展图书购求和整理工作,编撰《秘阁书目》,共收书18010卷。公元542年,萧衍第七子萧绎在江陵称帝,将建康官府的存书全部运到江陵,加上他本人多年在建康、江陵等购求到的图书7万余卷,共14万卷。

与南朝相对的北朝,从北魏到北齐、北周直至南北统一前的隋,共历时一百五十年。北魏政权先后五次求购天下书。在孝文帝时实现官府藏书的大发展。后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又被北齐所代替,后北齐为北周所灭,社会极不稳定,严重影响了藏书事业的发展。隋代北周后,收北周全部官府藏书,不过15000余卷。

四、 私人藏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数量、品种和规模上较之前代突飞猛进,出现了万卷以上的藏书之家。在藏书品种上,这一时期私人藏书种类丰富,亦有鲜明的个人偏好。如三国时期的藏书家管辂是魏国著名术士,藏书以术数类的书籍为主。梁代藏书家王筠少年时期就开始抄书聚书,手抄经史子书百余卷。魏晋时期的藏书家皇甫谧主藏医学和史学类书籍,葛洪主要收藏道家书籍。

这一时期私人藏书活动的显著特征是藏书品类多元化,同时藏书家还十分重视对藏书的校勘与利用。许多藏书家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目录,并利用藏书进行讲学和著述。许多学者利用私人藏书潜心著述,有多种著作传世。在这一时期,有一批藏书家开放自己的藏书,或在身后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别人利用,开创了我国藏书史上的一股清流。如蔡邕将所藏之书六千余卷赠送给王粲,刘显赠书于孔奂,三国时期的藏书家向朗以藏书为本讲论古义,西晋藏书家范蔚藏书7000卷供人阅览。

五、 寺观藏书

东汉时期,明帝派遣使者往西土天竺求经,从月氏请来《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立像,并请得西僧摄摩腾、竺法兰一起东归。归途以白马负经,明帝因于洛阳立白马寺。法兰来到中国后,致力于译经事业,明帝永平中译出《十住经》。为了收藏这些佛典和翻译经卷,佛教寺院开始设立藏书机构。

随着寺院增多,佛经陆续译出,寺院藏书渐成规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个政权均将佛教典籍纳入国家藏书体系。但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历代的官修书目中一般都不著录佛典,在一些私人编撰的目录中佛典只处于附属部分,因此佛教典籍的收藏和保存主要由寺院完成。

僧侣们是佛教经文的传播者和学习者,在译经、写经的过程中,都需要丰富的文化知识作为基础,而且佛教寺院出于吸引信徒的需要,也承担了一部分的教育职能。佛教寺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有官颁、捐赠、自购和自抄自写。官颁指借助国家力量抄写佛教经典后颁发给各寺院收藏。捐赠指一些佛教徒亲自抄写佛经或直接赠书,以示功德。自写自购是寺院充实藏书的另一个重要渠道。

寺院藏书的主体是佛教经藏,还有部分非佛教书籍,如各种儒家经典。寺院为藏书的需要通常会开辟专门的藏经之所——藏经阁,或称藏经殿、藏经楼,由寺院派专人管理,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佛教寺院藏书最普遍的一种方式称为柜藏或壁藏。还有一种叫天宫藏。这两种藏经方法当传自印度。第三种藏经方式轮藏,又称为转轮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储存经藏的方式。转轮藏一般为六面或八面形大木龛,分为天宫楼阁、藏身、藏座。这种藏经方式专为供奉而作,不考虑阅读的实用性,原则上只能安放佛经。除了将佛经贮藏于藏经阁外,还出现了刻之于石上的经书,如北齐时期的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河北武安北响堂的《维摩诘经》等。

道教自东汉定型以后,经三国的发展,到两晋时,道经的数目亦渐有增加。东晋初,葛洪《抱朴子﹒遐览》著录道书260种,道经670卷,符书五百余卷,共1298卷,成为目录学史上最早的道经目录。梁阮孝绪的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七录》,外篇为佛法录和仙道录,历史上第一次将佛道二教经典单独列类。道士们在整理经书、编制目录的过程中,创造并逐步完善了道教独特的经书分类法,即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三洞经书多为六朝古经,四辅经书多为早期道书,七部经典各有传承,并没有主次关系。

随着道经的增多,道经藏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一是道士个人藏书。二是道观藏书。西晋著名道士郑隐,藏书极丰,包括道教经、记、符、图、文、律、仪、法、言等。郑隐的门徒葛洪著述很多,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西京杂记》《金匮药方》等,其中尤以《抱朴子》对道教藏书贡献最大。至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道观藏书已初步建立,北魏太武帝时设立了玄都观,所藏道经达2040卷,北周武帝设立通道观,校定道书,编撰目录,收集众经,犹及万卷。但这一时期的道观藏书不及佛教寺院藏书发展得快,也不如佛教藏书地位高。

经过先秦两汉的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纸张被广泛运用于书写,书籍数量激增,专营图书买卖的书肆和佣书业得到大发展,自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期,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迎来了百家争鸣后的第二个高潮,著述繁荣,文人辈出,为藏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藏书史在这一阶段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韩永进主编.中国图书馆史:古代藏书卷[M].王余光本卷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66-138.

打印    收藏
上一条:古代藏书之三:隋唐五代藏书
下一条:古代藏书之一:先秦两汉藏书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