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这一时期的文化事业发展迅速，表现在藏书事业上，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宗教藏书、寺院藏书四大藏书系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社会变迁与藏书

隋唐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近四百年分裂动乱的局面，出现了继秦汉以来的第二次长期稳定、疆域统一的发展局面。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促使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因素对各类型藏书的积累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政治方面，隋朝实行的科举制取代了魏晋南北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为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一道改变社会阶层的方便之门。同时，科举取士也推动了藏书的发展。经济方面，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行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利于农业生产和恢复。经济的平稳发展给书籍的大量生产奠定了基础。造纸业的发达，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改进和在民间的普及，使得书籍数量大为增加。

文化的发展与藏书事业的之间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隋唐的开国之君立国之后都十分注重发展文化，其中最主要的举措是学校的建设和讲学之风的培养，隋文帝、隋炀帝都十分尊重天下儒生贤士，隋炀帝还在中央和地方兴建学校，招揽儒生讲学。到了唐代，唐高祖也关注官员子弟的培养，并明确各类学校的生源和数量。唐太宗也十分乐于招揽天下儒士，改革国学，广招天下儒士为学官。学校的建设和讲学之风的盛行使得社会对经籍典册的需求大量增加。隋唐两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典籍在经邦治国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视典籍的搜求、保管、整理和利用，采取的是一种重书政策。

二、书籍变迁与藏书

隋唐时期，尤其是六七世纪，我国写本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并且这一时期，造纸技术的进一步提高，装帧手段的改进，都为写本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抄书风气的盛行，使得抄书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书肆盛行，私人藏书也逐步繁盛。

由相关文献资料和现存印刷品实物可知，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在唐代晚期以后（9世纪）开始流行。当时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出现大量刊刻的书，如历书、佛经、字书、小学、文集、阴阳等类的书。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图书形制在隋唐时期逐步由卷进轴向册页过渡。受书籍载体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图书形制的发展经历了由简策到卷轴，由卷轴到经折装、旋风装，最终过渡到册页装的过程。书籍生产是直接决定藏书活动活跃程度的因素，隋唐时期图书类型的发展给这一时期各类型藏书活动带来了新的变化。

三、官府藏书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隋唐五代的官府藏书出现了较为兴盛的局面。从藏书观念上看，隋唐两代统治者都实行重文政策，在立国之初便注意对前代遗书的继承，并在民间悬赏收集，以充实内府藏书。朝中管理图书的官员也殚精竭虑，为充实、整理、保管图书出谋划策，其中以牛弘、魏征等为代表。从藏书处所来看，隋唐两代的官府藏书主要分藏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两地，分为皇室藏书和官府藏书两种，两种类型的藏书各辟处所，形成内外分别的格局。皇室藏书置于禁宫内院，主要供皇帝使用，如隋观殿、唐弘文馆，又称“内府”或“内库”。官府藏书主要藏于秘书省，位于皇宫之外。此外，周代还逐步建立起集贤殿书院，又从秘书省著作局划分出独立的史馆，由于其承阻的功能不同，所收藏的图书种类也各有侧重，体现了唐代官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唐代弘文馆、集贤殿书院和史馆为五代和北宋期“三馆”制度的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藏书的管理使用来看，隋唐官藏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一直在不断地补充之中，同时皇帝经常召集朝中博学之士对藏书进行校对、整理、编目，产生了多种国家书目以便利用。唐末五代，战乱连年，长安、洛阳两都遭受战争的破环，累积三百年形成的官府藏书散落民间。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战事较少，社会安定，生活高足，官府藏书又逐渐积累起来

四、私人藏书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取得了短暂的和平统一，但由于朝代持续时间短，作为从南北朝到唐朝的一个过渡阶段，只出现了几个较有代表性的藏书家。这些藏书家大部分都横跨两到三个朝代，有些是由梁陈入隋，有些则延续到唐代。隋朝长安的藏书家主要有陆爽、许善心、牛弘等。

唐朝建立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逐渐恢复，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上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此外，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图书形制的变化，都推动了私人藏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据统计，唐代三百年间，藏书家共有60余人。唐初名臣魏征曾任秘书监，家中藏书众多。曾官至刑部尚书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家中修建了藏书楼池北书库。唐末藏书家孙长孺家富藏书，建藏书楼“榜书楼”。

唐末黄巢起义后，国家又进入了战乱和分裂的时期。五代十国交相更替，政权纷争，军阀割据，但文化上却还是有进步。书籍生产的主要方式由手抄转变为雕版印刷。一般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唐代发明的，但只用于印刷一些日常书籍和宗教书籍，真正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五代才开始。这也为藏书家聚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物质条件。因此，五代十国虽然政局动荡，国家分裂，但并不影响私人藏书事业的蓬勃发展。在这短暂的五十年间也产生了40余位藏书家。吴越地区的钱氏家族酷爱藏书，数代不绝。吴越王第三子钱传瑛、第四代子孙钱昱、钱昭序等，都是当时的藏书大家。

两相叠加，隋唐五代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可考的藏书家有100多位。

隋唐两代的藏书家主要分布在长安、洛阳、扬州、苏州、江宁、吴越、蜀中等地无。所藏书籍类型有皇室诸王藏书、官藏机构官员藏书、名儒学者藏书。这些私人藏书来源丰富、管理方式完善，而且在专藏方面也在一定的发燕尾服，如白居易重视收藏个人文集。

五、寺观藏书

隋唐两朝，我国宗教事业发展到了全盛时期，佛教、道教兴盛，各种宗派纷纷建立。写经活动持久不衰和译经活动的繁盛直接造成经本数量的增加。据《开元释教录》记载，自唐初至开元十八年间的一百多年间，共译经301部2170卷。另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自唐初至德宗贞元十六年间，共译经435部2476卷。隋唐时期，道教的发展速度虽然没有佛教快，但也处于加速发展的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道教典籍377部1216卷。随着佛道两教的不断发展，各自经本数量的增加，需要对经本进行整治汇集。经过整理结集起来的一套经书尚无成熟的名称，一般被称为“众经”或“一切经”，也称为大藏。

佛道两教在隋唐时期的迅速发展与统治者的崇信分不开。隋朝文帝与炀帝都十分重视经本收藏，在宫苑之中设立专门的官府藏书处所。到了唐代，官府所收佛道经本主要存放在秘阁之中。唐代官府收藏佛道典籍以开元时期为盛，秘阁所藏佛道经本2500余部9500余卷，比隋朝东都内道场增加了2000余卷。

佛教寺院逐步成为佛教藏书的主要处所，形成了以大藏为主的寺院藏书体系。京师大兴善寺、京师大慈恩寺、京师西明寺、崇福寺、江都宝台经藏、庐山东林寺、五台山金阁寺都有丰富的佛教藏书。玄都观、京师昊天观、京师太清宫等，也有丰富的道教藏书。

除了寺院和道观藏有佛道书籍之处，敦煌藏书也不容忽视。存世的敦煌遗书约有50000——60000析，单种文献在约在5000至6000种之间，内容十分丰富，有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袄教等宗教文书，经史子集儒家经内、史地资料、文学作品、通俗读物、社会经济文书等。

六、书院藏书

书院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书院藏书随着书院的出现而兴起。广收图书、聚徒讲学是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官办书院藏书规模巨大。开元十九年，集贤院四部图书已达89000卷，古今图书具备。据统计，唐代的民间书院共有26所，五代时期的地方书院有8所。从藏书规模来看，民间书院的藏书规模较官府书院要小，一般藏书数千卷。

隋唐两朝都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为藏书事业的恢复提供了物质和文化条件。此外，雕版印刷术出现，极大地改善了书籍传播和流通的条件，极大地推动了书籍制作工艺的进步和书业的发展。隋唐两代政府发起多次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建立了完善的馆阁制度，官府藏书数量大规模增长，管理制度也日益完善。受文化繁荣影响，私人藏书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产生了数以百计的私人藏书家。宗教藏书方面，佛道二教在隋唐时期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唐代兴起的书院藏书也是对官藏的有力补充。

参考文献

韩永进主编.中国图书馆史：古代藏书卷[M].王余光本卷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13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