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存在了二百零九年。虽然它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但并没有被广泛运用于写作。辽境内所流通的文献仍以汉文典籍为主。藏书家主要是契丹贵族和汉族文人学士。
金由女真人在辽宋故地建立，文化建设与发展基本秉承了北宋的传统。
西夏是由党项羌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王朝，曾先后与辽、金、北宋并峙而立，享国一百九十年。有关藏书活动的历史记载少之又少。
蒙元帝国先后灭西夏和金，继而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由于元疆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多元文化碰撞激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及其汉文典籍仍然代表着社会文化的主流。
一、辽代藏书
辽建元之后南北分治，南部以汉人为主，北部以契丹人为主，但在政治观念上，辽始终不把自己作为“夷”来看待，将自己视为中华的一分子，“华夷同风”，这种共识促进了他们对汉文化的倾慕和对汉文典籍的钟爱以及藏书读书活动的普及。
辽代的藏书表现出以下特点：（1）从地域文化来讲，藏书活动表现出由北向南发展并逐渐增强的态势；（2）以游猎畜牧起家的契丹统治者始终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利用，也十分重视对图书的搜集与典藏；（3）辽代的藏书家多为上层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4）辽代的佛教之盛不仅使辽境名刹伽蓝如林，亦使佛教典籍出版繁荣，二者决定了辽代寺院藏书之盛。
辽代中央官府藏书机构有秘书监、崇文馆、乾文阁、国史院、翰林院、观书殿、昭文馆等。学校藏书主要指官学藏书。私人藏书主要是契丹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如，耶律倍、秦晋国妃萧氏、南京人室昉。辽代的寺院也是读书藏书的重要场所。辽朝大量刊印佛经，还继承前代勒经于石的做法，在房山云居寺续刻石经。辽代的道教势力和影响比佛教小很多，藏书活动鲜有史料记载。
二、金代藏书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金朝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它却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征。首先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其次金代文化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文学艺术，都自成风气，同时，女真汉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契丹。
金代藏书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1）从“金源文物之盛”可推断，金代也是一个藏书文化发达和繁荣的时期；（2）金代藏书的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中原腹地的河北南部、河南和山西南部；（3）金代初期的藏书无论官府，还是学校，多得之于辽宋，亦反映着中国藏书文化的继承性和不可中断性；（4）金代的私人藏书以汉族知识分子为主体，反映了汉族文人学士始终是儒学的主要继承者和传播者；（5）公共藏书楼的出现成为金代藏书史上的一大亮点，也开中国藏书史上共建共阅之先河；（6）由于金朝重视对佛教典籍的搜集和刻印，所以金代的寺院和道观藏书在辽宋的基础上亦有新的发展。
金朝的中央藏书机构主要有秘书监、国史院、翰林院、弘文院等。地方官府藏书规模不等。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的藏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文种多样。金代的私人藏书家仍以汉族文人学士为主，代表人物有宇文虚中、高士谈、元好问、刘祁等。随着女真人汉化的深入，在贵族阶层中也出现了一些酷爱汉典的文人学士，如完颜寿、完颜勖等。金代的寺院藏书在继承辽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特点，一是表现在印经上，二是表现在寺院建设规模上。金代刻印的佛经中，规模最大的《赵城藏》共有7182卷。金代的佛寺在辽宋的基础上新建设不少，为佛教读物的散施、保存和阅读增添了新的场所。金代的道教也十分盛行，印经量十分之大，如《大金玄都宝藏》共6455卷602帙。
三、西夏藏书
西夏是11至13世纪党项羌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多民族与多文化融合，但也创制了本民族的独立文字——西夏文。同时，西夏以佛教作为国教，对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上述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西夏也成为一个书籍业发达、藏书丰富的国度，其藏书活动具有鲜明特点：（1）西夏境内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并存使西夏藏书也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2）西夏文文献的大量刊印使西夏文文献成为西夏藏书的重要内容；（3）随着党项统治者推行汉化，崇尚儒术的政策，以儒学典籍为主的书籍成为西夏藏书内容的主体，反映出西夏王朝在文化血脉上与中原汉文化的不可分割性；（4）西夏的私人藏书主要以党项上层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为主；（5）佛教的兴盛以及佛经被大量输入、翻译和刻印，既形成了西夏文化的显著特点，也带来了西夏寺院藏书的空前繁荣；（6）黑水城出土的大量文献，反映出在西夏的偏远地区也曾有过发达的藏书事业。
四、元代藏书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统一国家，它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对儒、释、道十分尊崇，科学文化和对外交流发达。在这些背景下，元代的藏书呈现出鲜明的特点：（1）重视对书籍的搜集与典藏；（2）管理体制完善，藏书内容多样；（3）重视对藏书的整理和利用；（4）藏书活动多民族性；（5）藏书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6）佛经刻印量大，寺院藏书规模空前。
元朝中央藏书机构主要有秘书监、奎章阁、国史院、艺文监以及兴文署等。书院藏书主要来源于前代遗留、私人购置或捐赠、书院刻印和购置，书院藏书之地多称为尊经阁、藏书楼、藏书堂等。私人藏书家中，汉族知识分子占多数，间有蒙古和色目人，较出名的私人藏书家有马端临、杨维桢、张枢、赵孟頫、袁易等。元代佛教盛行也带来了寺院藏书的繁荣，元代寺院藏书在继承宋金西夏的基础上又有了大规模的增加。元初，道教在北方流行，全真教势力最大。全真道经经过几代人的发展，为扩大影响、争取道流的正统地位，由全真道主持刊刻了道藏《玄都宝藏》，计7800余卷。
辽、金、西夏、元四代的藏书事业具有相同之处：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保持民族性，四朝都非常重视对本民族文字的宣传和使用，将大量汉文典籍翻译成本族文字，或者直接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多语言文献收藏。宗教藏书是四朝藏书事业的另一个特色。另外，书院藏书对四朝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韩永进主编.中国图书馆史：古代藏书卷[M].王余光本卷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264-352.
